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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对现代的启迪”学术交流活动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旨在进一步深入挖掘“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探求古文献在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来自甲骨、简牍、敦煌、明清档案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在交流中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探讨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国古文献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大古文献的出土或发现(以下简称“四大发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盛宴。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大家能够一站式集中了解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这四大古文献，凸显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最近联合主办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展览打破馆际、行业资源壁垒，突破地域限制，将分藏于各处的珍贵文物荟萃一堂，展出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249种、382件，是迄今为止“四大发现”主题相关文物最大规模的展览。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以“甲骨文的发现对考古工作的意义”为题作了发言。“甲骨文的发现导致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在发言中，她讲述了通过研究甲骨文中“车”字字形推动考古工作的经历。曾有学者认为，商代马车仅有直衡形制。但在甲骨文中，“车”字的字形有不少是曲衡的，这或许正是商代曲衡马车存在的证明。考古人员带着问题有意识地进行发掘，终于在1987年发现了首辆商代的曲衡马车，其后在殷墟考古中也陆续出土了更多曲衡马车。刘一曼表示，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考古学，尤其是殷墟考古学的发展，使中国的考古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甲骨文资料为考定殷墟文化分歧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也为研究遗址现象和考定遗迹遗物的年代提供了依据。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指出，“四大发现”的联袂展出，让观众得以完整地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面向公众开放以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截至目前，参观展览人次突破12万。同时展览积极融入现代技术，完善观展体验，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推出“线上超现实看展体验项目——古籍寻游记”，不仅有实体体验区落地国家典籍博物馆线下展厅，还以虚拟现实形式通过PICOVR设备平台，以特别策划形式在抖音上进行推广，吸引大量年轻群体观展。由于开展时间正值寒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在展厅中，孩子们如同小小讲解员，神采飞扬地向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解着展柜中文物的珍贵价值，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孩子神情中流露出的对于中国古文献和中华文明的热忱令人动容。

此外，展览还策划举办“沙漠考古与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漫谈”等讲座，邀请专家多角度解读“四大发现”，阐释古文献的内涵。利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新媒体账号等举办直播活动，带领观众走近“四大发现”，“云感受”这些文物文献的价值和魅力。其中，馆长直播探访“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节目，截至节目开始24小时，各平台总观看量达285.9万，在新浪微博的直播话题#文物背后有料有趣的中国故事#阅读次数达1.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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